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共作为一群马列子孙，对这句话自然心领神会。

释迦牟尼佛在《大般涅槃经》中预言他涅槃之后，将有魔王转生成和尚、尼姑与男女居士坏乱佛法。我们当然无从考证释迦佛具体所指，然而中共对佛教的破坏确实是从“统战”一些出家人开始的。它甚至派出地下党员，直接打入宗教内部进行破坏。文革的一次批判会上，就有人质问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信佛教？”

释迦佛通过“戒定慧”而修成无上正等正觉，因此在涅槃前，他谆谆教诲弟子要“护持禁戒。勿得亏犯。”并警告说“破戒之人。天龙鬼神。所共憎厌。恶声流布。……死即随业受地狱苦。经历劫数。然后得出。复受饿鬼畜生之身。如是转转无解脱期。”

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风。1952年，大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时，中共派员出席，会中许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规戒律应该废除，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张“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饮酒食肉，也都应当自由，谁也不能管。”当时与会的虚云法师看到佛教将因此面临消亡的危险而挺身抗辩，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饰。正是这位虚云法师曾被诬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内，绝其饮食，大小便均不许外出，还被勒令交出黄金、白银和枪械。虚云在回答“无有”后，惨遭毒打，头破血流，肋骨折断。当时虚云已经112岁了。军警将他从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来，看见虚云未死，又予毒打。

1952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与1957年成立的中国道教协会，在其发起书中都明确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实际上就是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同时两教都表示要积极参加生产建设，贯彻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组织。而那些精进持戒的出家人却被扣上反革命分子、会道门的帽子，在“纯净佛道教队伍”的革命口号下被监禁、劳改、乃至处死。即使如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也无法幸免，根据1958年出版之《中共如何迫害基督教》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大陆神职人员被冠上‘地主’、‘恶霸’罪名而杀害的，竟达八千八百四十人，因而遭劳改的达三万九千二百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杀害的，达二千四百五十人，因而遭劳改的达两万四千八百人。

宗教无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门，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国”。释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为寻求清净寂灭的解脱放弃王位入山林苦修；耶稣成道前，撒旦带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并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却不受诱惑。然而被中共统战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师却编出了“人间佛教”、“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谎话，和“此岸与彼岸并不矛盾”的说词。鼓励出家人追求现世的幸福与荣华富贵，改变宗教的教义和内涵。

佛教戒杀，中共“镇反”时杀人如麻，政治和尚于是编造出“杀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说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间，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线杀人。

再以基督教为例，吴耀宗在1950年搞了个“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号称要脱离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并积极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不肯加入“三自”而被关进监狱二十多年，受尽毒打欺凌。这位朋友问吴耀宗，“你怎么看待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吴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扬弃了。”

不承认耶稣的神迹，就是不承认耶稣的天国。连耶稣的天国都不承认，还能算做基督徒吗？但是吴耀宗却作为三自教会的创始人成了政协常委。当他步入人民大会堂时，一定已经完全忘记了耶稣的话“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

中共没收庙产、强迫僧尼学习马克思主义来洗脑，更强迫僧尼参与劳动，乃至于以鼓励僧尼结婚的方式来瓦解他们的佛教信仰。譬如1951年三八节前，湖南长沙妇联会下令全省女尼必须在几天之内决定结婚！而年轻力壮的男僧人被强迫参军，送到战场上去当炮灰！

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三）破坏文物

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破四旧”中，多少知识份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现代的中国人如果对历史还稍有记忆的话，吟唱孟浩然的这首诗时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但中共却以“革命”的名义毁得理直气壮。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兵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我们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毁坏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呢？

（四）精神层面的摧毁

中共除了要在物质层面毁灭宗教和文化之外，还尽其所能的在精神上摧毁人们对于信仰和文化的认同。

举例来说，中共认为回民风俗属于“四旧”，于是强迫回民吃猪肉，并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规定每户每年要上交两头。红卫兵甚至强迫藏传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禅喇嘛吃大便，命令哈尔滨最大的近代寺庙极乐寺三位僧人举着一张纸做的牌子，上面写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

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然而在毛家湾搜出的孔子语录，却在全国燃起了狂热的批判孔子的运动。“梁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孔丘其人》把孔子描绘成“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诈的政治骗子”，一系列丑化孔子的漫画、歌曲接连出世。

宗教与文化的庄严神圣感被破坏殆尽。

（五）破坏无远弗届

在中国古代，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只到达县一级，县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三武一宗灭佛，这种破坏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更不可能彻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还在民间存在着巨大的生存空间。而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受到中共煽动后进行“破四旧”，却是一种遍及全国的带有“自发热情”的草根运动，同时中共这种“村村都有党支部”的严密社会控制体系，使得这种“革命”运动无远弗届，触及到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

同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还像中共一样用诋毁和谩骂的形式，从人心中根除人们认为最神圣和最美好的东西。意识形态上的消灭，有时候比单纯的物质消灭更加有效、更加持久。

（六）改造知识份子

中国的汉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共除了简化汉字之外，还曾经推行过拼音化方案，希望从活的语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传统，后来因实在无法实施才作罢。而同样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知识份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份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分儒家思想。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于是在1951年9月，中共从北大开始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并要求在此基础上“开展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一向是讨厌知识份子的，他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份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中共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是以各种形式的大批判开始的，从1951年批“行乞办学”的武训，到1955年毛泽东亲自将胡风打成反革命，知识份子还并没有被大规模的划成另类。然而到1957年，几大传统宗教已经被“统战”到俯首称臣时，中共终于腾出手来对付知识份子了，这就是著名的“反右斗争”。

1957年2月底，中共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知识份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并诚恳地表示“言者无罪”。对于中共作为外行却领导一切，以及镇反和肃反中滥杀无辜早有不满的知识份子们以为中共终于开明起来，于是开始说出心里话，言辞也越来越激烈。

历史过去多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在知识份子对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奋起反击的，其实并非如此。

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其中说“最近一个时期，右派表现得最坚决猖狂。他们想要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刮起一阵7级以上的台风，妄图消灭共产党。”接着，那些对“大鸣大放”并不感兴趣的各级党官忽然变得极其热心诚恳起来。章伯钧的女儿在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中记述道：中共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拨电话邀请章伯钧参加整风座谈会，并将他安排在头排大沙发上。章不知是计，提了很多意见。整个过程中，“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章伯钧随后就成了中国的头号大右派。

我们不妨看看几个简单的日期：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5月21日提出；龙云的“反苏谬论”，5月22日；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5月22日；林希翎在北京大学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5月30日；吴祖光的《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5月31日；储安平的“党天下”，6月1日。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后之后，这些知识份子“应邀”发表的言论。

这些知识份子随后当然都成了“右派”，这样的“右派”全国有55万之多。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份子就真的屈服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份子出于自保的目的而揭发他人，也伤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识份子就被杀鸡儆猴，见了阎王。

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这样消失了。

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其实，他何止坑了儒，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他们的信仰和心灵。

（七）偷梁换柱的表面文化

在中共开始改革开放以后，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观和教堂，也在国内搞庙会，在海外搞文化节。这是中共对残存的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破坏与利用。这一方面因为中共无法割裂的人性中的善良使“党文化”走向破产；另一方面，中共要借传统文化装潢门面，掩盖中共“假恶斗”的邪恶本性。

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内涵，末节是娱乐作用，中共以恢覆文化表面的娱乐功能来掩盖破坏道德内涵的实质。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画古玩展览，举办多少舞龙舞狮的文化节、食品节，修建了多少画栋飞檐的建筑，都仅仅在恢覆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时也利用这一点增加海内外对中共的文化认同，实质上还是以维护其统治为第一要务的。

再以寺院为例，这本是个晨钟暮鼓、青灯礼佛的修行场所，或是给红尘中人忏悔礼拜的地方。修行讲究的是清静无为，忏悔礼拜也要求环境庄严肃穆，然而现在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旅游胜地。真正来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后，带着虔诚敬佛的心来反省自己的过失呢？

修复门面，毁去内涵，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无论是佛教、其它宗教还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们沦落到这步田地。

中共在破坏传统半神文化的同时，通过不断的政治运动，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中共自己的党文化。党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年轻一代，也影响着年幼的一代。其影响极深极广，甚至包括许多人试图要揭露中共的时候，也不可避免的会带着党文化的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
党文化除了深得外来马列邪说之“邪”外，还把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负面因素，如宫廷斗争、结党营私、整人权术、诡诈权谋和共产党宣传的暴力革命、斗争哲学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几十年生存危机的挣扎中，不断充实发展和“发扬光大”其“假恶斗”的特征。

党文化的性质是专制与独裁，为其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服务，它从四个方面构成了党恐惧专制的“人文”环境。

（一）统治方面

1、封闭文化

共产党文化是封闭的、垄断的。没有思想、言论、结社、信仰等自由。党的统治好像一套液压系统，依靠高压和封闭来维持。一个小小的漏洞都可能造成系统的崩溃。举例来说，“六四”时不肯与学生对话就是怕开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工人、农民、知识份子、军队就都会要求对话，中国就会走向民主，这就等于挑战一党独裁，因此宁可杀人也不能行这个方便。现在动用数万网警监控国际互联网，直接封杀中共不喜欢的海外网站。

2、恐怖文化

共产党五十五年来是以恐惧压迫中国人民的灵魂的。高悬的鞭子，高举的屠刀，不知何时降临的灾难，“规范”了人的行为方式。人们在恐惧中，乖乖地当起了顺民。民运人士、自由思想者、体制内的怀疑者、各种信仰团体成员都是杀一儆百的对象，要把异己消灭在萌芽状态。

3、网络控制文化

中共对社会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包括户口户籍制度、街道居民委员会制度、各级党委结构、“支部建在连队上”、“村村有支部”、过党、团组织生活等，并提出与之相应的一系列口号，如“守好自己的门，看好自己的人”、“截留上访”、“坚决落实包保责任和责任追究制，严密防控，严肃纪律，确保24小时防范管理不失控”、“610办公室将组织督办组，不定期对各地，各单位检查督办”等。

4、株连文化

中共全然不顾现代社会的法治原则，大搞株连政策，从对“地、富、反、坏、右”家属的专政，到“出身论”的提出，一直到今天“对因领导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力，导致法轮功人员进京滋事的，对主要领导实行追究责任，通报批评。情况严重的，给予纪律处分”，“一人炼（法轮）功，全家下岗”，一位职工炼功，扣发全公司的奖金等。中共还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五类”等歧视政策，提倡与党一致，“大义灭亲”，并通过人事、组织档案制度，“外调制度”，“检举揭发”，“立功受奖”等进行制度保障。

（二）文宣方面

1、一言堂文化

“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所有媒体一哄而上，集体帮腔。必要时搬出各级党、政、军、工、青、妇领导表态支持，人人过关。

2、鼓吹暴力文化

“八亿人，不斗行吗？”，“打死白打死”，“超限战”，“原子弹是纸老虎……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

3、煽动仇恨文化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成为根本国策，对阶级敌人的残忍被视为美德，宣传“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了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

4、谎言文化

“亩产过万斤”，“‘六四’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我们已经控制了萨斯”，“当前是中国人权的最好时期”，“三个代表”。

5、洗脑文化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6、马屁文化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一切归功于党”，“我把党来比母亲”，“用生命保卫党中央”，“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战无不胜”的党等等。

7、走过场的文化

一个接一个地树榜样，抓典型，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教育”，结果运动一过大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所有的报告会、读书会、心得交流都成了“认认真真的过场”，社会道德继续大步倒退。

（三）人际关系方面

1、嫉妒文化

宣传“绝对平均主义”，“出头的椽子先烂”，嫉妒有能力和有钱的人。“红眼病”。

2、人踩人的文化

“面对面的斗争，背靠背的揭发”，打小报告、写黑材料、无中生有和无限上纲都成了靠拢党组织和积极要求进步的标志。

（四）潜移默化规范人的内在精神和外在行为方面

1、把人异化成机器的文化

要民众做“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銹的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向哪儿，我们就打向哪儿”。“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2、颠倒是非的文化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开枪杀人是为了“换取二十年的稳定”；“己所不欲，要施于人”。

3、自我洗脑绝对服从文化

“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命令，统一指挥”。

4、坐稳奴才位置的文化

“没有共产党了，中国就会乱”，“这么大个中国，除了共产党，谁能领导得了”，“中国一垮，是世界的灾难，所以要帮助共产党维护其领导”。被共产党长期压迫的团体出于害怕和自我保护，时常表现得比共产党还要左。

凡此种种，还有很多。每个读者都可能从你亲身经历中找到党文化的各种因素。

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仍然对样板戏、语录歌、忠字舞记忆犹新，对《白毛女》、《地道战》、《地雷战》的对白耳熟能详，实际上中共就是通过这些文艺形式对人进行洗脑，把中共多么“英明伟大”，对敌斗争多么“艰苦卓绝”，党的战士对党多么“赤胆忠心”，可以为党牺牲一切，而敌人是多么愚蠢狠毒等等强行灌输到人的脑子里，把共产党所需要的价值观通过日复一日的宣传强加给每一个人。今日回头去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整个主题和表现方式都是“杀，杀，杀”。

同时中共还创造出它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谩骂式的大批判语言、肉麻的歌功颂德语言、空洞无物的官样八股文章等等，使人一说话就不自觉地堕入“阶级斗争”和“歌颂党”的思维模式中去，用话语霸权代替心平气和的说理。它对宗教词汇的滥用，更是在扭曲词汇的内涵。

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还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滥用。比如传统文化中讲“信”，共产党也讲，但是它讲的是“对党要忠诚老实”；传统文化中讲“孝”，共产党可以把不赡养父母的人抓到监狱里去，但却是因为儿女不赡养父母，父母就成了政府的“负担”，而共产党需要的时候，儿女还要和父母划清界限；传统文化讲“忠”，但“君轻民贵，社稷为重”，共产党讲的“忠”是“愚忠”，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等等。

中共常用的词汇十分具有迷惑性。比如他把国共内战时期称为“解放战争”，好像是把人民从压迫中“解放”了出来；把1949年以后称为“建国以后”，而实际上在中共之前中国早已存在，中共只不过是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而已；把三年大饥荒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根本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彻头彻尾的人祸。然而人们在耳濡目染，天天使用这些词汇时，却会不知不觉地接受中共想要灌输给人的概念。

传统文化中把音乐作为节制人欲的方式。《史记》的《乐书》上说人的天性是好静的，感知外物以后就会影响人的情感，并按照自己的心智产生好恶之情，如果不加以节制的话，人就会被无穷无尽的外部诱惑和内心好恶同化而做出许多坏事，所以先王制作礼乐来节制人。歌曲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感情，又对感情有所节制，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这样美好的东西却被共产党拿去作为给人洗脑的手段，像“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歌曲从幼儿园开始要一直唱到上大学，在哼唱的过程中，让人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歌词中所表达的意思。中共更把民间流传下来的最好听的民歌直接盗用其曲调，填上歌颂党的歌词，既破坏传统文化又为党服务。

被中共奉为经典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文化和军事称为“文武两个战线”，并称只有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规定“文艺服从于政治”，“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由此派生出的一整套以“无神论”和“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党文化”和传统文化完全背道而驰。

“党文化”确实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军队、监狱、警察一样同属暴力机器，只不过提供的是另一种暴力——“文化暴力”。这种文化暴力对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破坏涣散了人心，也涣散了民族的凝聚力。

当今许多中国人已经对传统文化的精髓一无所知，甚至把50多年的“党文化”等同于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国人的悲哀。许多人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也并不清楚，他们实际反的是中共“党文化”，而不是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许多人希望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国的现行制度。实际上西方民主也是建立在以基督教为主的文化基础上的，主张“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尊重人性和人的选择。中共这样专制、非人的“党文化”怎么可能作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基础呢？

传统文化实际上从宋代开始不断遭到破坏而发生对传统的背离，“五四”以后，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识份子也试图从否定传统文化，靠拢西方文明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但是文化领域的冲突与演变一直是学术性的争鸣，而没有国家暴力的介入。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把文化的冲突上升到关系中共自身存亡的高度，因此它对文化采取了捣毁砸烂式的直接破坏和“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式的和滥用式的间接破坏方式。

民族文化的破坏过程也是建立“党文化”的过程。共产党在人们心中颠覆着良知理念，使人们背离民族的传统。民族文化彻底摧毁之日，也就是民族名存实亡之时，这绝非危言耸听。

同时民族文化的破坏还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物质伤害。

传统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共产党号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中国现在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与党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仅以水资源为例，中国人抛弃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对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夺和污染，目前中国五万公里河流，有四分之三以上鱼类无法生存，地下水污染比例十几年前就超过了三分之一，现在仍然在继续恶化。淮河上甚至出现这样的“奇观”：小孩在油污的河面玩耍，一点火星落入水面，立刻蹿起5米多高的火焰，周围的十几棵柳树被烧毁，可想而知在此地生活的人饮用这样的水怎能不生各种癌症和怪病。西北地区的荒漠化、盐碱化，工业发达地区的污染，都与人心中失去对自然的敬畏有关。

传统文化敬畏生命，中共号召“造反有理”、“与人斗其乐无穷”，可以以革命的名义整死、饿死几千万人，由此带来人们对生命的漠视，造成了假货、毒货的流行。以安徽阜阳为例，许多本来健康的孩子在喂养期间开始出现四肢短小，身体瘦弱，尤其是脑部显得偏大，并有8名婴儿因这种怪病而夭折。究其原因，是黑心的商人为赚钱而贩卖毒奶粉。有人用激素和抗菌素喂螃蟹、蛇、乌龟，用工业酒精兑假酒，用工业油抛光大米，用工业用增白剂漂白面粉，河南省一个县有八年的时间用垃圾油、泔水油、白土油等致癌物质生产有毒的“食用油”，月产上千吨……这些有毒食品绝不是局限在一时一地，而是遍布全国的普遍现象。这与文化破坏后，人心失去道德约束，而一味地追求物质享乐息息相关。

与“党文化”绝对的垄断和排他性不同的是，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的鼎盛时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与道家、儒家思想和谐共处，真正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西方文明也必然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姿态。亚洲四小龙形成了“新儒家文化圈”，它们的腾飞已经证明传统文化并非社会发展的阻碍。

同时，真正的传统文化以人内心的喜悦而非外在的物质享受来衡量人的生活品质。“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心？”。陶渊明穷困但并不潦倒，依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逸致。

实际上如何发展生产，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并不是文化要回答的问题，它只是在道德领域起着重要的引领和约束作用。真正的传统文化回归应该是恢复人对天、地、自然的谦卑，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神的敬畏，让人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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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校对更新